“有多少演艺界人士、有多少豪门世家愿意一起捐？目前统计出来的数字是多少？！”

陈实这句话问出口之后，早有准备的邹文怀，立刻就报了一个数字。

就算以陈实现在的身家，听到这个数字也被吓了一...

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足，冷气裹挟着咖啡的微苦气息，在空气里缓缓浮动。霍芬坐在长桌主位，脊背挺直，手指交叉搁在膝上，目光扫过对面一排西装革履的面孔——飞利浦的老董事布绍昌正用银边眼镜后的目光细细打量他，眼神里是谨慎中透出的试探；荷兰半导体公司主席菲尔汀则微微前倾，十指交叉抵在唇前，像一尊沉默的青铜像；而埃因霍芬市市长埃文斯，则不时瞥一眼腕表，似乎在计算这场谈判还能拖多久。

“互惠互利”四个字刚落音，布绍昌就轻轻敲了敲桌面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三十年老派欧洲资本家特有的钝感力：“陈教授，我们欣赏您的坦率。但‘互惠’的前提，是价值对等。ASML不是濒临倒闭的工厂，而是全球光刻机领域唯一拥有193nm浸没式原型机技术储备的公司。尼康和佳能去年研发投入总和，尚不及我们单年研发预算的百分之七十。您说它‘面临困难’，可我们在财报里看到的，是连续三年现金流为正，是七十八项核心专利仍在授权期内，是欧盟第七框架计划每年拨给ASML的研发补贴，从未中断。”

他顿了顿，镜片反着顶灯的光：“所以，一百亿欧元，不是漫天要价——是市场对技术主权、人才梯队、知识产权存量，以及未来十年不可替代性的定价。”

霍芬没接话，只是端起手边那杯温度刚好的黑咖啡，抿了一口。苦味在舌尖炸开，他喉结微动，放下杯子时，杯底与瓷碟撞出一声极轻的“叮”。

“布绍昌先生说得对。”他开口，语速不快，每个字都像被砂纸打磨过，“ASML不是垂死的病人，而是一匹饿着肚子、却仍能日行八百里的千里马。问题在于——它缺的不是草料，是骑手，是马厩，是通往草原的地图。”

他身体微微前倾，目光从布绍昌脸上移开，掠过菲尔汀，停在荷兰经济事务部司长阿尔福德脸上：“阿尔福德先生，您代表荷兰政府。您知道去年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，有多少家荷兰科技企业因融资失败而退市？您知道乌得勒支大学微电子实验室，今年有十七名顶尖博士生，因缺乏产业对接平台，集体签约去了台积电和三星？”

阿尔福德眉心一跳，没说话。

霍芬继续：“ASML的技术，现在卡在193nm，再往上，EUV的真空腔体精度、激光光源稳定性、多层膜反射率——这些不是靠堆钱就能突破的。需要的是系统级协同：材料科学、精密光学、超导磁体、量子算法……这些领域，荷兰没有，欧盟没有，但中国有。上海微电子、中科院光电所、清华精密仪器系、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……过去五年，我们联合申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，有二十三个直接对标EUV底层技术链。”

他右手食指在桌面上点了两下：“林赛家族控股的‘星辰纳米’，刚刚完成对德国蔡司光学镀膜事业部的收购；我本人名下的‘启明芯片设计院’，已与ASML现任首席光学工程师冯·德克尔博士达成三年联合攻关协议——就在上周，他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实验室里，用国产氟化钙晶体，把13.5nm极紫外反射率提升了0.87个百分点。”

会议室骤然安静。连空调送风声都仿佛被掐住了喉咙。

菲尔汀第一次松开了交叠的手指，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袖扣。

霍芬没看他们反应，转向安岩：“安总，把那份《ASML-EUV协同路线图（2000-2010）》投影出来。”

安岩立刻示意助理操作。幕布亮起，一张横跨十年的技术演进图徐徐展开：左侧是ASML现有193nm浸没式产线，中间是三方共建的EUV联合实验室（标注着“苏州—埃因霍芬双中心”），右侧赫然列出三阶段目标——2002年实现13.5nm光源稳定输出；2004年完成首台工程样机集成；2006年量产交付。每项节点旁，都密密麻麻标注着中方提供的设备清单、资金承诺、人才派驻计划，甚至包括为ASML工程师子女设立的沪上国际学校入学名额。

“这不是互惠。”霍芬声音沉静下来，“这是共生。你们出售股权，获得百亿欧元现金，用于股东分红、员工激励、技术迭代预研；我们注入资本、市场、全产业链配套能力，帮ASML把图纸变成产线，把专利变成订单。五年后，当第一台EUV光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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