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少言愣了一下，烟头在指间微微一顿，火星明明灭灭，映得他眼底忽明忽暗。他张了张嘴，没立刻接话——不是不敢，而是那句“活不下去的人”像块沉铅，直直坠进他喉管里，压得人一时喘不过气。

习艺场，是上海刚解放时由军管会牵头、民政与劳动部门联合办起来的收容教养机构。收的不是罪犯，是流民、孤儿、被遣散的旧军队散兵、失业手艺人、码头上被清退的苦力，还有不少是从苏州河沿岸棚户区扒拉出来的半大孩子。他们没户口、没工龄、没技能，有的连名字都不会写，更别说领粮票、分布票、排队领煤球。政府发救济，一人每月三斤糙米、半斤豆饼、两尺粗布，够活命，但不够挺直腰杆做人。

而俞晓斌，正是习艺场的主任，一个四十出头、左耳缺了半截、说话带浓重江北口音的退伍老政委。他不坐办公室，天天泡在车间里，教人踩缝纫机、学织布、练钳工、认图纸。他手下三百多号人，三分之二是十七八岁的少年，最小的才十三，叫小栓子，瘦得一把骨头，却能一天拧八百个螺丝帽，手心全是血泡结成的茧。

张昉吐出一缕青白烟雾，目光落在窗外——七楼视线极好，越过半日茶社飞檐，能看见远处南市老城厢灰扑扑的屋顶，像一块块陈年旧瓦，在秋阳下泛着干涩的哑光。风从黄浦江上来，裹着水汽与铁锈味，拂过窗棂，也拂过他搭在藤椅扶手上的手背。那只手骨节分明，腕骨凸起如刃，指甲修剪得极短，指腹有薄茧，是常年握枪、攀墙、拧断肋骨留下的印记，不是工人磨出来的，也不是学生写出来的，是活生生从命里抠出来的。

“你算账，我懂。”张昉声音不高，却字字凿进空气里，“一台新缝纫机四百二十块，熟练工月薪三十八块，学徒十二块。习艺场这批人，三个月后能上机，半年后合格率七成，一年后八成五。现在招社会工人？行啊，来一百个，八十个要重新教识字、教纪律、教怎么按时打铃上下工——他们以前在纱厂，是被监工拿着竹尺抽着背《工规》的；在铁匠铺，是跪着给师父捶三天腿才换得一次抡锤资格的。规矩不是印在纸上，是烙在皮肉里的。”

他顿了顿，烟灰簌簌落下，掉在深蓝布裤上，像一小撮冷灰。

“可习艺场的人，已经把‘规矩’当呼吸了。俞晓斌教他们，第一课不是踩踏板，是站军姿。第二课不是穿针引线，是抄《劳动法》第一页。第三课才是量体、划线、剪裁。他让小栓子每天清晨带队绕城跑三圈，跑完蹲马步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背错一个字，加罚五十个俯卧撑。你知道为什么？”

徐少言摇头，喉结滚动了一下。

“因为他们过去挨的骂，全是‘贱胚子’‘饿死鬼投胎’‘没爹娘教的东西’。现在，得有人一句一句，把‘你是劳动者’‘你有尊严’‘你配得上一套新工装’，钉进他们脑子里。这不是培训，是赎魂。”

张昉忽然抬眼，直直看向徐少言：“你家在宁波，小时候家里开绸缎庄，后来被日本人烧了铺子，你父亲跳了黄浦江。你十六岁混进租界当学徒，三年学会看洋货标号、辨真伪、谈价还价，二十五岁自己开了家小洋行代销处，二十九岁因倒卖军需被刮党通缉，逃到香港又折返，靠帮人走私手表、火柴、玻璃珠维生——这些，我都查过。”

徐少言脸色霎时发白，手指猛地攥紧打火机，金属外壳硌进掌心。

“我没翻你底，是查你底的人太多，情报堆在公安局档案室第三排第七格，编号SH-1949-0723，盖着‘绝密’红章。”张昉语气平静，像在说天气，“你怕我用这个压你？不。我只问你一句——当年你蹲在霞飞路后巷啃冷馒头的时候，有没有人递给你一碗热粥，再告诉你：‘徐少言，你不是贼，你是做生意的’？”

徐少言嘴唇颤了颤，没出声，眼眶却猝然发热。

“没有。”张昉替他说了，“所以你信不过别人，只信银元、美元、英镑。你觉得钱是硬的，人才是软的，是能踩、能踢、能换的。可我要建的厂，不是仓库，是根。根扎在哪儿？不在银行账本上，就在这批人身上。”

他伸手，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，推到徐少言面前。

徐少言迟疑着打开——是一份手写名单，墨迹未干，共三十七人，每人名下标注着年龄、籍贯、原职业、特长、入习艺场时间。最末一行，是小栓子的名字，后面写着：“左撇子，记性奇佳，能默画整套‘蝴蝶牌’缝纫机拆解图；已通过三级钳工理论考试；申请调入纺织厂设备科，理由：想修好那台老掉牙的梳棉机，不让秦经理总皱眉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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