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9年的魔都，并没有后世那么发达。

跟其他普通小城也没有什么区别。

李默文等人下车了之后正好在下午三点出头。

还算幸运，火车晚点了半个小时。

影响不是很大。

李默文背...

会议室里的空气骤然凝滞，像一盆刚烧开的水被兜头泼进冰窖，蒸腾的热气还没散尽，就冻成细碎白霜悬在半空。吕彦霖站在原地，脊背挺直如新磨的柳叶刀，指尖松松搭在木椅扶手上，指节泛着青白，却稳得没有一丝颤动。他没看韩教授，也没看那些瞬间涨红了脸、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声的中年编辑、老派评论员，只微微侧过头，目光扫过沈老——老人正垂眸盯着自己左手无名指上一枚磨得发亮的银戒，那戒指内圈刻着极细的小字，是1952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纪念；再掠过杨梅，她攥着茶杯的手背绷起淡青色血管，指甲盖泛出薄薄一层月牙白；最后停在李默文脸上——他正望着自己，眼神不像担忧，倒像校对一份刚印出的排版样稿，冷静、专注，甚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兴味。

“吕彦霖同学……”周主任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像一把钝刀刮过黑板，刺得人耳膜发紧。他往前踱了半步，中山装下摆划出一道沉稳的弧线，“你刚才说的‘重心偏移’，是指叙事主体从工农兵滑向知识分子？”

全场屏息。连窗外梧桐叶被风掀动的窸窣都清晰可闻。

吕彦霖点头，从随身帆布包里抽出一叠纸——不是稿纸，而是几页复印得有些模糊的《人民日报》剪报，边缘还沾着浅灰铅粉。“七四年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重刊号，第三版社论明确指出：‘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，向工农兵学习，改造世界观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民作家。’”他将剪报轻轻放在桌上，纸页发出干燥的轻响，“而近半年来，《十月》《长江》《钟山》三刊所发伤痕类小说，主角为知青、教师、技术员、干部子女者占八成七；描写赤脚医生、拖拉机手、炼钢炉前工人、公社女会计为主角的，不足一成二。数据来自我与北师大统计系同学合作整理——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前排放着搪瓷杯的几位老编辑，“诸位若不信，我今晚就能把原始表格送至各位案头。”

韩教授喉结上下滚动，胡须簌簌抖动：“数据……数据能说明什么？文学是科学！讲的是人心！是真实的情感体验！”

“人心？”吕彦霖忽然笑了，笑意未达眼底，“那请问韩教授，当《坟场夜话》里那位‘被批斗致残的老教师’，在第七章用瑞士产怀表给学生计时背诵《离骚》，第八章又掏出美国产万宝龙钢笔批改作文——这‘真实’，是哪个阶层的心？”

哄笑声在角落炸开，又迅速被死寂掐灭。有人悄悄低头翻自己口袋里那支上海牌钢笔，金属外壳冰凉。

“更不必提《雪线邮路》。”吕彦霖声音渐沉，像铅块坠入深井，“写藏族邮递员冒着暴风雪送信，全篇三百处细节皆精准，唯独漏了一样——他胸前的毛主席像章，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夜里，为何始终锃亮如新？而他揣在怀里、用体温焐热的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，书页边角却卷曲发黄？韩教授，您教美学三十年，该知道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’，首先得经得起物理常识的推敲。”

韩教授面皮紫涨，手指用力抠住檀木椅扶手，木纹深深陷进指腹。

“够了！”金社长猛地拍案而起，茶水溅出杯沿，“小题大做！文学需要想象！需要高于生活的提炼！”

“提炼？”吕彦霖转过身，目光如探照灯般扫过全场，“那么请金社长回答我一个问题：去年贵社《当代》创刊号征稿启事里写着‘欢迎反映新时期城乡变革的现实主义力作’，可最终入选的十七篇中，十六篇写知青返城后的失落、迷惘、爱情受挫；唯一一篇写乡镇企业家的，被编委会以‘格调不够高远’退稿。这‘提炼’，提的是哪门子的纯？”

金社长张了张嘴，额角沁出细汗。

这时，一直静坐角落的冰心缓缓起身。她没看吕彦霖，只望向主席台方向，声音清越如檐角风铃：“沈老，周主任，我插一句。”她顿了顿，环视众人，“当年在默庐，我们常讨论一个问题：文字是镜子，还是窗子？镜子照见自己，窗子通向他人。若满屋子人都举着镜子，照来照去，终究只见自己鬓角的白发、眼角的皱纹、衣襟上的油渍——可窗外，云贵高原的荞麦花正开成一片海，东北林场的锯末堆里钻出嫩绿的蕨菜，新疆戈壁滩的骆驼刺底下，有维吾尔族孩子用红柳枝在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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