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如果成功,能大幅提高效率....……”

“别跟我说这些。”钱大昌打断了他:

“老韩,我要的不是论文,不是方向,更不是如果!是能装上导弹,能经得起上万公里飞行、高温高压振动考验的合格零件!是能达到目标的精度!是三十五天后能准时交付!”

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,显得有些严厉。

而电话那头的韩维义呼吸粗重了几分。

“钱总师,”韩维义的声音变得异常坚定,甚至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:

“我韩维义在军工口干了二十一年,从技术员干到总工,没撂挑子,没说过软话。今天,我给您立个军令状。”

他顿了顿,一字一句:

“九月二十日,第一批改进后的零件,精度稳定达到零点零零五毫米,我亲自押送样件到B),请总体单位复测。如果达不到,不用您我的职,我韩维义自己打报告,摘了这顶总工的帽子,滚出八二七厂。”

电话两头,同时陷入了寂静。

钱大昌握着话筒,忽然也有些后悔把话说重了。

他和韩维义一起参加过原子弹的试射,他也是韩维义的老战友、老上级。

他能想象出,山沟里那个老工程师此刻的决心。

二十一年。

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,最好的年华都埋在了山沟里,跟图纸、机床、精度较劲。

这样的人,说出“摘帽子滚蛋”的话,不是赌气,是押上了一生的声誉和尊严。

“......老韩,”钱大昌的声音低了下来,不再有刚才的锋芒,只剩下深深的疲惫和托付:

“我不是逼你。是时间不等人,是导弹不等人,是国家......等不起。南边流的血,北边架着的炮,你我都清楚。‘东风五号’能不能如期打出去,打得准不准,你们那批零件,是关键中的关键。”

“老韩,”他忽然说,“我给你讲个事。”

“您说。”

“七三年,我去西北某试验基地。那时候东风五号第三次低弹道试验,还是失败。从发射场回来,基地首长见我情绪低落,特地请我喝酒。就我们俩,一瓶二锅头,一碟花生米。”

“首长跟我说:“老钱,咱们这代人,从朝鲜战场下来,就没打过富裕仗。美国人用计算机算弹道,咱们用算盘;美国人用精密机床加工零件,咱们的老师傅用手摇车床一点一点。可原子弹炸了,卫星上天了,导弹也竖起来

了。”

“他说:‘靠的是什么?不是设备,是人。是那些肯用算盘跟计算机较劲的人,是那些肯用手摇车床跟精密机床较劲的人。”

钱大昌顿了顿:

“老韩,我现在把这句话转给你。设备不行,就想办法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但九月中旬,我要看到合格样件。这是死命令。”

“就按你说的,九月二十日。我......等你的消息。

“啪嗒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

忙音响起,萦绕良久,久久未散。

办公室里,重新只剩下座钟“咔哒、咔哒”的走秒声。

还有,一个老科学家沉重的叹息。

八二七厂,总工程师办公室。

韩维义慢慢放下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粘的话筒。

“九月二十日......”

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这个日期,然后,他猛地转过身,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,大步走出办公室,砰地一声带上门。

走廊的灯还没亮,昏暗的光线里,他的背影挺得笔直,像一根压满了重担却不肯弯曲的老松。

八二七厂,三号楼地下机房。

夜。

时间是1979年8月28日,深夜,十一点四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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