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然参战了,可当时的战略导弹射程动辄几百上千公里,打不到近在咫尺的战术目标。
空军也“引而不发”——不是不想打,是精确打击能力跟不上。
仗打完了,结论也清楚了:常规武器的精度和可靠性,是未来战争的生命线。
而比南边更让人睡不着觉的,是北边。
一九六九年珍宝岛冲突后,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,坦克、火炮、导弹,密密麻麻。
以科大为首的诸多科研军工单位也为此南迁。
“苏修亡我之心不死”不是一句空话,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十年来从未真正散去。
中国手里最重的筹码,是还在研制的东风五号。
“没有洲际火箭,中国人睡不好觉”,这绝不是一句空话。
一九七七年九月,中央将”洲际导弹、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”列为“三抓”任务,要求一九八〇年必须完成全程试验。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,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启动。
就在八二七厂攻关的那几个月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九七八年十月到一九七九年七月,东风五号密集进行了四次低弹道和两次高弹道飞行试验。
每次试验都在逼近那个终极目标:一九八〇年向太平洋发射,射程九千公里以上,半小时内命中预定海域。
“东风五号”的“眼睛”,就是高精度惯性制导系统。
系统里最核心的测量部件,有一批关键零件的加工任务,落在了皖南山沟里的八二七厂。
钱大昌重新坐直,拿起话筒,拨通了一个经过数道转接的号码。
这个号码,他这一年已经打了不下几十次。
线路接通的声音漫长而单调。
“喂,八二七厂总工办,请问哪里?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声。
“我找韩维义总工程师。这里是,我是钱大昌。”
“钱总师!您稍等,我马上请韩工!”
等待的间隙,钱大昌的目光再次落到桌上那份文件。
红圈里的“9月30日”,像一只充血的眼睛,死死盯着他。
“钱总师!”韩维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,带着轻微的喘息声,显然是跑着来接的电话。
“老韩,”钱大昌没有寒暄,直接问,“进度怎么样?"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
“最新精度达到了零点零零七,但还是差了两个微米。新方案,”韩维义顿了顿,“计算机辅助设计那边,有进展,但还需要时间。”
“时间?”钱大昌的声音沉了下去:
“老韩,我跟你交个底。九月底,东风五号第四次高弹道试验,发射窗口已经定了。这批零件,是装弹的。装不上去,试验就得推迟。推迟一次,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?”
韩维义没说话。
钱大昌顿了顿,语气缓了些,却更重了:
“老韩,七三年,东风五号第三次全程试验失败,周总理亲自批了暂缓计划。那时候我就在现场,看着火箭掉下来,炸成一团火。从那以后,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,就是那团火。
“咱们搞了六年,六年啊。从暂缓到重启,从失败到再试。今年好不容易看到点曙光,不能再栽在那两个微米上。”
钱大昌顿了顿,又补充道:
“我今天刚接到报告,地面模拟测试,姿态角漂移又超标了。问题很可能就出在你们那批零件的精度稳定性上。'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,只剩下电流的“滋滋”声。
“钱总师,”韩维义的声音有些发干:
“我们......正在全力攻关。传统工艺路线确实遇到了瓶颈,卡死了。我们找到了一条攻关方向,但时间有些紧张,因此又开辟了第二条技术路线——计算机辅助设计,目前进展还不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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