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8月25日,首都,国防科工委某办公室。

窗外,长安街上的行道树在夏末的傍晚纹丝不动,空气里浮着一层看不见的燥热。

办公室里,那部红色专线电话在三个小时内响了第四次。

“叮铃铃——”

铃声短促而尖锐,在闷热的时节显得格外刺耳。

桌后的男人放下钢笔,抬起头。

他五十多岁,头发花白了大半,但梳得一丝不苟。

深灰色衬衣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,可额角细密的汗珠还是暴露了他此刻的心情。

他是钱大昌,某型号导弹惯性制导系统副总设计师之一。

“我是钱大昌。”电话铃声刚响到第二声,钱大昌就拿起了话筒。

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汇报。

钱大昌听着,眉头一点点紧。

显然,传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。

“......还是不行?”他忍不住打断了对方,“第七次地面模拟测试,姿态角漂移还是超标?”

话筒里传来一阵含糊的解释,夹杂着电流的杂音。

钱大昌沉默了几秒,目光落在桌角那份摊开的文件上——《关于“东风五号”全程飞行试验准备情况的第三次汇报》。

文件首页,用红笔圈出了一行字:“惯性测量单元精度需在9月30日前完成最终标定与交付。

今天已经是8月25日。

距离那个日期,还有三十五天。

而导弹定型试验的时间表,早在半年前就已经敲定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距离“东风五号”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全系统合练,还有不到十个月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钱大昌的声音低了下去,“你们继续排查,我......再问问八二七厂那边。”

挂断电话,他疲惫地叹了口气,没有立刻拨下一个号码,而是靠在椅背上,闭上眼,用手指重重地按压着太阳穴。

片刻后,他重新戴上眼镜,拉开抽屉,从最里面翻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。

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磨损,边角卷起,显然已经有些年头了。

他翻到某一页。

那一页贴着几张黑白照片。

照片上,是戈壁滩上的试验场,沙丘连绵,天空湛蓝。

照片正中,一枚银白色的导弹静静地立在发射架上,弹体上刷着“东风”两个红字。

照片下面,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:“1973年4月,东风五号飞行试验,因制导系统失稳,导弹在空中自毁。

那是钱大昌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。

导弹起飞时一切正常,可飞行到中段,制导系统失稳。

指挥大厅里,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。

眼睁睁看着导弹发出四十二秒后在空中炸毁,那冲天的火光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是钱大昌一辈子的心病。

试验失败。

原因查了三个月,最后锁定在惯性平台的一个关键部件——正是八二七厂现在攻关的那一类零件。

当时的加工精度,卡在零点零一毫米。而设计要求,是零点零零五。

六年过去了。

技术迭代了,设备更新了,可那个坎,好像还在那儿。

而一九七九年,对中国人来说,是个多事之秋。

二月,南边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。

仗打了一个月,我军虽然取得大胜,但伤亡两万七千余人。

战后总结会上,一条条血淋淋的教训被摆上台面:炮弹哑火、枪支卡壳、通讯中断......

更让人揪心的是,二炮部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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