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末,省城。

陈汉生从省出版局出来的时候,天还没黑透。

长江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开始落叶了,铺地满地金黄。

他回到出版社,在办公椅上坐下,点了支烟。

下午的会开得长,一直到四点半才散。

议题只有一个,就是今年下半年各大出版社的图书发行计划。

各出版社报选题,大家评议,最后由领导拍板。

文学出版社报了本小说,讲知青生活的,说是现在时兴这个。

少儿出版社报了几本连环画,《小兵张嘎》《鸡毛信》重印。

轮到农业出版社,他把陆怀民那本土教材的事说了。

领导听完,沉默了一会儿,问:“就是刘主任在会上提的那本?”

“对。”

“联系上作者了?”

“还没有。农业厅那边说是科大的学生,还没见着人。”

领导点点头:“抓紧办。刘主任在会上点了名的事,拖不得。”

散了会,陈汉生回到办公室,从抽屉里把那本油印的小册子又翻出来。

牛皮纸封面已经有些卷边了,是省农业厅袁青山送过来的样书。

他翻开,又看了一遍前言。

前言不长,也就几百字,说的是写这本书的初衷。

没有大道理,没有空话套话,就是实实在在的话:我在农村看见修理工不容易,想写一本他们能看懂的书。

陈汉生把书合上,靠在椅背上,望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。

窗外的法桐叶子还在落,一片接一片,慢悠悠的,像是不着急。

他想起五十年代刚入行那会儿。

1956年,他从省城师范毕业,分配到出版社当编辑。

那会儿编辑部在长江路边上一栋三层小楼里,楼下的新华书店天天排队。

工农兵学商,什么人都有,挤在柜台前头,伸着脖子往里瞧。新书一到,半天就抢光。

那年头稿费也公道。

著作稿千字四块到十五块,翻译稿三块到十块。

一本十万字的书写下来,少说四五百块,顶得上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。

老舍、张恨水那批作家,靠稿费能在B买四合院,真不是吹的。

编辑部里老编辑们常念叨:写书是个体面活儿,写好了,养家糊口不成问题。

到了六十年代,稿费改革,有关部门出台“关于废除版税制,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”,写书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。

作者出书,拿到手的是几本样书,顶多加个脸盆、毛巾什么的,算是“纪念品”。

有一回,陈汉生去一个老作者家里约稿。

那作者是省里有名的农学家,五十年代出过好几本专著。

去了才知道,老人生病卧床,家里穷得连药都买不起。

书架上那些自己写的书,一本本得整整齐齐,

老人拉着他的手说:汉生啊,我不是想要钱,就是想问一句,我写那些东西,还有人看吗?

陈汉生想到这,叹了口气,又掏出一根烟点上。

现在不一样了。

今年三月,国家出版局开了会,发了文件,稿酬制度正式恢复。

著作稿每千字二至七元。翻译稿千字一块到五块。

看着不高,可放在1978年,一个普通工人工资也就三四十块。

写一本十万字的书,按五块钱一千字算,就是五百块,顶得上一年多的工资。

更重要的是,人们又开始读书了。

天才1秒记住：5LA.CC
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->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