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凉殿东侧的小内堂，是赵怀安在行宫处置政事的地方。

这里远没有华盖殿宽敞，案几也只有三张。

中间一张御案，左边放各部、各道的奏疏，右边那张长案归尚书局承旨使用。

墙边有六只落地木...

陈圭踏出奉天殿时，日头已升至承天门正上方，阳光斜斜地洒在朱红宫墙之上，映得那几道新刷的漆痕格外鲜亮。他步子很慢，朝服下摆拂过汉白玉阶上尚未干透的晨露，鞋面沾了湿气，凉意顺着脚踝往上爬。可这凉意竟不刺骨，反而像一缕清泉，缓缓淌过他胸中那团淤塞已久的浊气。

他没有直接回工部衙门，而是拐进了东华门内一条僻静的夹道。夹道两侧是两排低矮的值房，专供轮值翰林、起居注官与通政司抄录员歇脚用。此时日头初高，值房里尚无人，唯有一扇半开的窗棂下，搁着一只青瓷茶盏，盏沿一圈浅褐色茶渍，显然是昨夜有人熬灯夜读，未及收拾。

陈圭在窗下站定，抬手抹了把脸。指尖触到鬓角，那里竟有几根白发，在阳光下泛着银光。他怔了怔，忽而笑了——不是苦笑，也不是自嘲，倒像是久旱逢雨时，泥土裂开第一道缝的微响。他想起昨日夜里，妻子沈氏在灯下替他拆洗朝服内衬，一边用细针挑出袖口磨破的丝线，一边轻声道：“你莫怕。圣上若真要弃你，早就在大朝上当众褫夺印绶了，何须等到现在？”她声音不高，却像一把钝刀，稳稳地削去了他心头最后一层浮灰。

他确是怕过的。怕的不是弹章如雪，不是许良笔锋如刀，甚至不是那些捕风捉影的“妻弟强买强卖”——他怕的是，自己真成了赵怀安口中那个“跋扈”“急躁”“任人唯亲”的陈圭。怕的是，十年来亲手筑起的堤坝，一夜之间被流言冲垮；怕的是，那些跟着他修渠引水、铸铁造车、在冻土上凿出第一道沟渠的工匠、吏员、州县小吏，从此再不敢抬头看他一眼。

可方才在殿上，赵怀安那一句“朕一直看在心里”，竟比任何赦令都重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混着宫墙根下新翻的泥土腥气、远处太医院药圃飘来的薄荷清苦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煤烟味——那是金陵城西工坊区的方向。这味道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呼吸。当年在吴藩时，他第一次见到煤块燃烧时那幽蓝火苗，便知此物能燃尽旧世积尘。如今这火苗，已在袁州萍乡的山坳里失控肆虐，却也正沿着新铺的漕运水道，悄然渗入汴州军营的灶膛、徐州兵工厂的锻炉、乃至金陵皇城内新设的“火器监”试炮场。

陈圭转身，沿着夹道往北走。不多时，便到了工部衙署后巷。巷口一棵百年槐树，枝干虬结，树皮皲裂如老人手掌。树下停着一辆旧式牛车，车辕上插着一面褪色的蓝旗，旗上墨书“工部营缮所”四字。赶车的是个三十出头的汉子，眉骨高耸，左耳缺了一小块，据说是去年在常州运河工地被飞溅的铁屑削去的。此人姓李，单名一个“夯”字，是陈圭从扬州盐场逃荒来的流民里亲自挑出来的匠首，如今管着江南东路三处冶监的炉火调度。

李夯见陈圭来了，跳下车辕，也不行大礼，只抱拳道：“尚书大人，您来得正好。”他递上一张叠得方正的纸，纸角已被汗水浸软，“这是昨儿夜里，萍乡派来的信使送来的。人今早刚走，说袁州刺史赵思诚已调了五百厢军，明日辰时就到萍乡县城。”

陈圭展开纸，上面是工部派驻袁州的主事周珫的密报。字迹潦草，墨色浓淡不均，显是仓促所书：

> “……矿脉非一处，私开者不下七十余处，皆依山势而掘，深者逾百丈，塌方频仍。矿工多系流民、溃卒、逃役囚徒，聚则成群，散则匿于山林，持利斧、长矛、甚至火铳。官矿两处，守卒仅六十人，器械朽坏，火药受潮，闻厢军将至，已有人暗中散播‘朝廷欲尽屠矿工’之语。今晨，刘家岭私矿遣人至我官矿门外，掷断指三枚，并留血书：‘同死不同活’。卑职恐事激变，不敢擅动，伏乞钧裁。”

陈圭看完，手指在“断指三枚”四字上按了按，指腹沾了点未干的墨。他问：“周珫现在何处？”

“还在萍乡，躲在官矿后山的观音庵里。庵中老尼是前朝礼部侍郎的遗孀，认得周珫父亲，肯收留他。”

陈圭点点头，又问：“吕梁洪那边，董转运使的疏浚队伍，可已启程？”

“今晨寅时出发的，五千民夫分作三路，由汴州、徐州、宿州三地抽调，粮秣已押运至吕梁镇码头。工部派去的六名水工，随队同行。”

“好。”陈圭将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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