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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怡盯着那对夫妻走进对面单元门,才缓缓弯腰,拾起奶瓶。瓶身上裂痕清晰可见,像一道细小的闪电,劈开了塑料的平滑表面。
她掏出包里那条绣着梅花的手帕,仔细擦净瓶身,又从随身小包里取出一支唇膏——不是涂嘴的,是补漆用的那种红色蜡笔。她拧开盖子,用尖头蘸了点蜡,一点一点,填进那道裂缝里。动作极慢,极稳,仿佛在修复一件失传的文物。
补完,她对着楼梯间玻璃窗照了照,确认看不出破绽,才重新攥紧。
这时手机响了。
是欧阳浪打来的。
她接起,声音已经恢复如常,甚至带了点笑意:“喂,小浪啊?嗯……我刚下楼。劲劲挺好的,就是有点认生。哦?老爷子问了?他怎么说?……嗯,我知道了。你放心,我明天一定带着劲劲去,不空手,带两罐进口奶粉,还有他小时候穿过的虎头鞋……对,就是那双,鞋底还垫着我剪的‘福’字剪纸呢。”
挂了电话,她深吸一口气,抬头望向七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。
窗帘没拉严,透出暖黄的光晕,隐约能看见一个晃动的身影——应该是苏小棠在厨房洗碗,水声淅沥,偶尔传来李诺低低的笑声,短促,干净,像一块冰投入静水。
欧阳怡忽然想起苏坚劲还在的时候,家里也是这样的灯光。
那时她刚调进县文化馆,苏坚劲是中学语文老师。每周六下午,他都会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载她去县城买书,车后座绑着个藤编筐,里面装着孩子的小衣服、半斤白糖、一包大前门。路上他话不多,但她知道他在听——听风声,听蝉鸣,听她讲馆里新来的美工怎么画宣传画,讲谁家孩子作文得了全县第一。他从不打断,只在她说到高兴处,轻轻“嗯”一声,像一声温厚的回音。
后来呢?
后来她开始嫌自行车太慢,嫌文化馆工资太薄,嫌苏坚劲的同事都穿的确良衬衫,而她想要的确良料子,得排队凭票买。
再后来,原桦来了。穿一身藏青西装,拎着皮箱,箱角镶着铜扣,在县委招待所二楼会议室里,把一份《关于兴水县文化系统干部调整方案》放在她面前,指着其中一行说:“宜怡,这是你的名字。组织上决定,提拔你为县文联副主席,分管文艺创作。”
她签了字。
签字那天,苏坚劲正在初三毕业班监考。她没告诉他,直到三天后,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,看见桌上那张调令,和她叠得整整齐齐、准备带走的蓝布褂子。
他什么也没说,只默默蹲下去,把孩子掉在地上的铅笔一根根捡起来,摆正,放进铁皮文具盒。
盒子是苏小棠五岁生日时,他亲手做的。
盒盖内侧,用小刀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:**棠安**。
欧阳怡的眼眶猛地一热。
不是愧疚,是恨。
恨苏坚劲的沉默,恨自己的犹豫,恨原桦后来的冷淡,恨欧阳浪的“不争气”,恨罗曼丽那张写满嚣张的脸,更恨苏小棠——恨她凭什么长这么像苏坚劲?恨她凭什么有那样一双眼睛?恨她明明被扔在乡下五年,却没长成个畏缩的土丫头,反而像棵野松,越压越挺,越折越韧。
她把奶瓶塞进包里,转身走向街口。
夜风卷起她鬓边一缕碎发,露出耳后一道浅淡的旧疤——那是十六岁那年,为了逃婚,她拿玻璃片划的。当时血流得不少,可她咬着毛巾没吭声,第二天照样去县剧团报到,演《穆桂英挂帅》,一嗓子“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”,震得台下老太太直抹泪。
如今嗓音早哑了,可那股狠劲儿,还在。
她拦下一辆人力三轮车,报了地址:“兴水路17号,老农机厂宿舍。”
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,叼着烟卷,眯眼打量她:“同志,那地儿早拆啦,现在是东风商城,您找谁?”
欧阳怡没答,只从包里摸出五块钱,递过去:“师傅,麻烦您,就送到门口。”
老头接过钱,嘿嘿一笑:“成,您坐稳喽。”
三轮车晃晃悠悠驶入夜色。路灯一盏盏掠过,把她的影子拉长、压扁、再拉长,最后碎成一片片,落在斑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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