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阿仁，有什么关键线索吗？”

军器厂街1号，梅理大楼内，因为‘港岛大酒店’的一声枪响，将O记半数的宪委级成员都拉过来加班。

黄志诚很是亢奋，得知陈永仁手把手带的徒弟全程目击了殡仪馆的枪...

港岛，中环，兰桂坊。

霓虹灯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晕开一片片紫红光斑，像打翻的酒渍，又像未干的血。十月三号晚九点四十七分，风里裹着咸腥与威士忌余味，混着远处海面吹来的微凉潮气。陈志远站在“金樽”酒吧二楼露台，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的烟，烟丝已微微受潮，泛出灰白褶皱。他没抽，只是盯着对面“永盛泰”当铺二楼那扇半开的木窗——窗框漆皮剥落，露出底下暗褐色的老木，窗沿上还搭着一条褪色蓝布帘，正随风轻轻掀动，像垂死之人的呼吸。

三分钟前，他收到阿Ken发来的一条加密讯息，只有七个字：“阿炳死了，货在仓。”

没有标点，没有署名，甚至没带表情符号。可陈志远一眼就认出那是阿Ken的拇指指纹压痕——对方发讯时左手小指正抵着手机边缘，留下一道极淡却稳定的斜向划痕，这是他们三年前在荃湾码头扛麻袋时养成的习惯：怕被监听，怕被截获，更怕被认出字迹。于是所有密语都靠身体记忆编码。

阿炳不是外人。他是陈志远入行第一任师傅，教他辨银元成色、听金链子坠地声判纯度、用指甲刮旧钞水印识假币——不教打打杀杀，只教钱怎么说话。阿炳常说：“刀快，不如秤准；枪响，不如账平。江湖不是拼谁拳头硬，是拼谁手里的数，能让人闭嘴。”

可现在，阿炳躺在旺角新填地街一栋唐楼天台水箱旁，后脑凹陷，左耳垂被整块剜走，耳洞里塞着一枚生锈的五毛硬币——1984年版，背面铸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正面国徽一角已被磨得发亮，像被无数只手反复摩挲过。

陈志远知道那枚硬币是谁塞的。

他缓缓把烟折成两截，扔进露台铁皮排水槽。烟身落地时发出极轻的“嗒”一声，像一粒米坠入空碗。

楼下传来玻璃碎裂声，接着是女人短促尖叫，又戛然而止。陈志远没回头。他知道那是“金樽”新来的调酒师阿May，今早刚被马仔押着来签卖身契——她弟弟欠了“忠义社”十七万八，利滚利算到三十万整，而她一晚陪酒费是八百，若按每晚接客十单、每单抽三成、每月无休计，需做整整九年七个月零三天。可阿May昨夜偷偷删掉了自己手机里全部通讯录，连唯一存着的妈妈病历照片都清空了。她想跑。

陈志远转身下楼，皮鞋踩在木质楼梯上发出沉闷回响，每一步都像踏在旧鼓面上。他经过吧台时顺手抄起一瓶未开封的黑方，瓶身冰凉，标签上的苏格兰城堡图案在灯光下泛着哑光。他没开瓶，只是将它横握在右掌，瓶底朝外，稳得像一把没出鞘的刀。

阿May蜷在洗手间隔间里，膝盖顶着胸口，手指死死抠住门板下方缝隙，指甲缝里嵌着暗红血痂。听见脚步停在门外，她猛地吸气，喉头滚动，却没发出一点声音。

门把手缓缓转动。

不是拧，是推——力道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节奏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第三下时，门锁“咔哒”弹开，不是坏了，是被人用细钢丝从外面拨开了弹簧卡榫。

陈志远站在门口，逆着走廊暖黄灯光，身影把整个隔间吞掉一半。他没看阿May的脸，视线落在她右手腕内侧——那里有一道新鲜割痕，浅，但整齐，皮肉微微外翻，渗着淡粉色组织液，像是用裁纸刀片划的，角度精准得近乎专业。

“谁给你的刀？”他问，声音不高，像在问今晚会不会下雨。

阿May没答，只是把脸埋得更低，额头抵住膝盖，发丝滑落，遮住眼睛。她右脚踝上还戴着一条银铃脚链，铃铛已经哑了，里面的小珠不知何时脱落，只剩空壳，在她颤抖时发出细微“咯咯”声。

陈志远把黑方瓶搁在隔间门框上，弯腰，从她脚边捡起那把裁纸刀——刀片只有三厘米长，不锈钢材质，刃口闪着冷光，柄上贴着一小块蓝色胶布，胶布边缘翘起，露出底下印着的“文具之家·深水埗店”字样。

他捏着刀片，对着头顶灯管照了照。刃面映出他半张脸：眉骨高，眼窝深，左眉尾有道旧疤，不长，却像一道未愈合的括号，把整张脸的情绪括得极紧。

“你割这里，”他用刀尖轻轻点了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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