翌日，清晨。

天色刚亮起蓝调。

昨天晚上，仪表厂的褚建国已经将他们的厂子资料送到了李默文的手上。

经过大致翻阅之后。

可以得知人大仪表厂的情况。

厂子现在还有两个产品...

七月十八号。

窗外的蝉鸣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像一把钝刀子反复刮着耳膜。人大小礼堂后头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水泥地上，晃动着，仿佛被热浪蒸得发软。陈艳红刚把电话听筒搁回叉簧上，指尖还残留着话机塑料壳被太阳晒出的微烫感。他没立刻转身，就站在那儿，望着走廊尽头那扇敞开的窗——风从那儿灌进来，掀动了墙上贴着的一张泛黄海报，边角簌簌抖动，像一只欲飞未飞的灰鸟。

何振华没走，就倚在门框边，手里捏着半截粉笔，指腹蹭着粉笔灰，在袖口蹭出一道浅白印子。他没问谁打来的，也没问说了什么。只是看着陈艳红的侧脸，看那下颌线绷得极紧，喉结上下一滚，又缓缓松开。那不是寻常学生接到家乡电话该有的神情。是沉，是压，是底下有千斤石，表面却只漾开一圈涟漪。

“默哥……”陈艳红忽然低低念了一声，声音轻得几乎被蝉声吞没。

何振华眼皮一跳。

这称呼他听过一次，在石景山麻峪大队的土坯房里，李默文蹲在灶台边剥蒜，烟熏得眼睛发红，却笑着对陈艳红说：“你叫我默哥就行，别整那些虚的。”那时陈艳红刚借住在李家，灶膛里柴火噼啪炸响，映得两人脸上都是暖光。可那暖光底下，是李默文父亲蹲在牛棚里咳出的血沫，是李默文母亲攥着空药瓶枯坐整夜的背影，是整个麻峪大队三百二十七户人家，连一张像样的课桌都凑不齐的窘迫。

如今，“默哥”二字再出口，已不是乡邻间的亲昵，而是一道楔进现实的铁钉，凿开了所有被会议、报告、领导点头所暂时弥合的裂痕。

“他爸放出来了。”陈艳红转过身，脸上没什么大喜，反倒浮起一层薄汗，额角沁出细密水珠，“罗哥说的。”

何振华没应声，只把那半截粉笔往掌心一攥，碎末簌簌落下。他懂。罗钦不是闲来无事打个电话报喜。那是信号——石景山教育系统的板子，终于撬动了。侯家人能出来，说明上次中考冒名顶替案查得深，挖得狠，连根拔起了三处生产队会计、两名公社文教干事、一个区招生办副主任。那根烂到芯子里的藤蔓被斩断，缠绕其上的毒刺，自然也一根根脱落。

可陈艳红知道，毒刺脱落的地方，会流血。

他抬脚往图书馆走，步子不快，却异常稳。何振华跟上来，没并肩，落后半步，像一道无声的影子。走廊地面被正午的日头烤得发白，两人影子被拉得极长，交叠又分离，分离又交叠。

图书馆一楼阅览室静得落针可闻。油墨味、旧纸味、还有木头书架被岁月浸透后散发的微酸气息，混在一起，沉甸甸地压在胸口。陈艳红径直走向靠窗第三排，那里有张榆木长桌，桌面被无数代学生磨得温润发亮，边缘几处豁口，是某年某位暴躁教授用钢笔狠狠戳出来的印记。他拉开椅子坐下，何振华在他斜后方落座，翻开一本《教育学原理》，书页翻动的声音沙沙作响。

陈艳红没拿书。他从书包最里层掏出一个蓝布面笔记本，封面边角已经磨得发毛，露出里面淡黄色的硬纸板。他轻轻掀开第一页，一行褪色的钢笔字赫然在目：“七七年十二月廿三，麻峪小学，三年级，实到三十七人，缺课十一人，因农忙割麦。”

字迹清瘦有力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硬。

他手指抚过那行字，指尖停在“缺课十一人”下面。指甲盖儿微微发白。

“默哥，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死水，“你说，要是当年咱俩坐在同一间教室，你教数学，我教语文，讲台下坐着三十几个泥腿子娃娃，每人发一支铅笔、两本作业本，够不够？”

何振华翻书的手顿住。他没抬头，目光落在书页上“教育公平”的定义那一行，墨字黑得刺眼。半晌，他才低声道：“不够。铅笔会断，作业本会撕破，娃娃们饿着肚子，听不进‘1+1=2’，只惦记着地里还没收完的麦子。”

“对。”陈艳红合上笔记本，动作很轻，却像合上了一本判决书，“所以得有校舍，得有老师，得有饭吃，得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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