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草，我没听错吧？”

“不是，宋新说的是让手下和小钢炮PK？”

“我就说宋新不会无缘无故开什么发布会，原来大的在这啊！”

“还真是没这么容易放过王家兄弟和小钢炮啊，不光把江文挖...

宋新坐在车里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方向盘，车窗半降，初夏的风带着槐花微甜的气息拂过额角，却吹不散眉心那道压得极深的褶皱。

他没开动车子，只是静静望着会所门口那两尊石狮——雕工精细，眼神却空洞，像被抽走了魂。

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拿“面子”压他。早年拍《活着》时，地方上就有人找上门，说戏里那段批斗不该写得那么真，要“给基层干部留点余地”。他当时只回了一句：“您要是觉得演得不像，不如来演一个？我给您留个镜头。”对方当场噎住，再没提过半个字。

可今天不一样。

那人不是地方小吏，也不是文化口的老油条，而是诺华在国内真正能拍板的人——一个姓陈的公子哥，父亲是原卫生部高官，母亲家族在医药流通领域扎根三十年，连田领导见了都要称一声“陈主任”。他本人去年刚拿下诺华中国区代理权，手握数十家三甲医院采购通道，更暗中参股三家仿制药厂。这种人说话，从来不是“建议”，是“通知”。

宋新掏出烟盒，抖出一支，火机“啪”地一响，青白烟雾升腾而起，模糊了眼前街景。他忽然想起昨天审剧本时，医药口那位领导摇头说的那句：“程勇连在国内建厂仿制都想过……”

不是随口一说。

是真想过。

那天在北影厂后巷的旧锅炉房，他让技术科老张搭了个简易实验室，用从协和借来的质谱仪，测过印度版格列卫的纯度、杂质谱、溶出度——数据全记在牛皮纸本子上，封皮写着《药理学笔记·1995》，页边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十字架。

他没打算造药。

但他想搞清楚：为什么正版药卖四万一瓶，印度仿制药只要两千？为什么米国FDA批准临床试验时，诺华的毒理数据里有一组被删减的肝毒性报告？为什么去年底上海仁济医院悄悄退了三百瓶印渡药，病历本上统一写着“进口自新加坡转口贸易”，而海关记录里却查不到任何通关单据？

这些事，不能写进电影。但能烧成灰，埋进骨头缝里。

手机震了一下。

是田领导发来的短信，只有八个字：“上面有话，暂缓立项。”

没署名，没落款，甚至没标点。可宋新知道，这是最后通牒。

不是反对，不是修改，是“暂缓”。

——比“否决”更狠。否决还能申诉，暂缓却像一把钝刀悬在颈侧，你不知它哪天落下，也不知是谁的手在握刀柄。

他把烟摁灭在车载烟灰缸里，指腹蹭过烟蒂上未燃尽的火星，烫了一下，没缩手。

回到北影厂已是下午三点。文学室走廊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嗡嗡的电流声。推开门，几个编剧正围着一张长桌争得面红耳赤，桌上摊着《逃出克隆岛》的分场大纲，红笔圈出的疑问密密麻麻：“第十七场，克隆人觉醒后为何不直接报警？警察难道全是权贵傀儡？”“第二十三场，男主角发现双胞胎手术室，监控为何没死角？地下基地安保系统逻辑崩坏！”

宋新没出声，靠在门框上听。

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拍着桌子：“厂长说了，这叫‘类型片合理性’！观众要看的是反抗快感，不是安防漏洞分析！《侏罗纪公园》恐龙怎么突破基因锁的？没人问！”

旁边立刻有人接：“对！咱们拍的是中国人在异世界掀桌子，又不是给国安局写反渗透方案！”

宋新嘴角微微一扯。

这才对味儿。

他走过去，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纸，啪地甩在桌上——是《我不是药神》最新修订版，扉页上钢笔字力透纸背：“终审定稿·绝密·仅限文学室内部传阅”。

“从今天起，《药神》停摆。”他说，“所有精力，全部转向《狂飙》。”

满屋哗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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