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本隆弘仔细看了一遍，然后放下来：

“很不错，就以这一版本为准，现在我们去十六楼。”

桐生也哉点头：

“好。”

桐生也哉把文件夹收进公文包，跟着松本隆弘走出特别调查组办公室...

东京，1991年4月7日，清晨六点四十三分。

涩谷站西口外的柏油路面还浮着一层薄雾，混着未散尽的夜露与地铁通风口喷出的微腥湿气。高桥健一踩着旧皮鞋的鞋跟，左脚鞋带松了第三次——他没系紧，只是随手一绕、一扯、一塞，任那截灰白尼龙绳垂在鞋舌外，像条将死未死的蚯蚓。他呵出一口白气，抬手抹掉镜片上凝起的水雾，动作很轻，仿佛怕惊扰了什么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来这家银行。

准确说，是“最后一次”。

三菱UFJ银行·涩谷中央支店，七层玻璃幕墙在初升的日光下泛着冷青色的光，像一块巨大而沉默的冰。门口自动门无声滑开，冷气裹挟着纸币特有的、略带霉味的油墨气息扑面而来。高桥没看门禁卡读卡器，径直走向B号柜台——那里站着佐藤美穗，浅蓝色制服裙摆下露出一截纤细的小腿，正低头核对一张汇款单。她听见脚步声，抬眼，睫毛颤了一下，没笑，只是把单子轻轻推过来：“高桥先生，您今天……来得真早。”
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，声音低而平，像两枚硬币在铁盒里轻轻相碰。

她指尖在单子边缘点了两下，又停住。那张单子是空白的。高桥没递任何材料，没取号，没拿存折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双手插在灰色西装裤兜里，目光越过她肩头，落在墙上那台老式电子钟上：06:48:23。

秒针跳动的声音，在此刻异常清晰。

佐藤美穗喉头微动，没再问。她知道他不是来办业务的。上周三，他送来一份盖着私人印章的《资产委托管理授权书》，委托对象是“东京都港区赤坂某信托基金”，受益人栏空着，但附注手写了一行小字：“若本人于1991年4月7日零时至24时之间失联，即刻启动清算程序，全部资金划入‘白鹭儿童临终关怀中心’账户，用途仅限扩建安宁病房及购置新型镇痛泵。”

她当时没问为什么是今天。

现在她也不问。

因为就在昨天下午三点十七分，东京地检特搜部的便衣警官走进支行经理室，出示了两张证件——一张是搜查令副本，另一张是刑事特别调查科签发的《紧急资产冻结协查函》。函件编号TS-1991-0406-001，落款时间精确到分钟：15:16:44。里面提到一个代号“渡鸦”的境外洗钱链主脑，其境内最后一笔资金流，经由七家空壳公司、三次离岸账户中转、两次黄金实物交割后，最终沉淀点，指向一个以高桥健一名义开设的B类信托专户——开户行，正是这家涩谷中央支店。

而那个账户，三天前刚刚被高桥本人亲手关闭。

“您……要喝咖啡吗？”她忽然开口，声音比刚才更轻。

高桥终于把视线从钟表上移开，落在她脸上。她今天涂了淡粉色唇膏，是去年银行新员工培训时发的赠品，保质期到今年三月底。她没换新的。

“不用。”他说，“美穗小姐，你记得我入职第一天，说过什么吗？”

她怔住，手指无意识蜷起，指甲边缘泛白。

那是1987年4月1日，樱花刚谢，银行大堂里飘着和纸信封的浆糊味。二十二岁的高桥穿着不合身的藏青西装，领带歪斜，站在新人合影墙前，被人事课长推搡着站进第三排最右。拍照前，他忽然转身，对着旁边刚擦完玻璃的清洁阿姨，说了句：“阿姨，您别擦那块——左边第三块玻璃，裂了，反光会照歪人脸。”

没人当真。

可三天后，维修组真的来了。撬开窗框，发现夹层里嵌着一枚1945年制造的旧式手榴弹弹体，锈迹斑斑，引信已失效，但弹壳内壁刻着一行小字：“献给最后的昭和少年——山本浩二，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。”

后来才查清，那是战时银行地下金库改建时遗留的纪念物，被施工队随手塞进窗框充作配重。

但那天之后，所有人都记住了高桥健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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