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那个削铅笔的年轻人，终于削好了——铅芯细得能透光，他轻轻吹掉木屑，把铅笔夹进书页，抬头看了韩莲花一眼。

那眼神没有敌意，也没有同情，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确认。

像是在说：你果然在这儿。

韩莲花忽然笑了。

不是冷笑，也不是苦笑，是那种把牙关咬紧了、硬从喉咙里挤出来的笑，带点沙哑，像砂纸磨过铁皮。

“陈主任，”她开口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砸在地板上，“您刚才说，八零年三月，工商局备案的章程里写着‘隶属韩王村大队管理’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您知不知道，八零年四月二十七号，韩王村大队开了全体社员大会，一致通过《关于锦湖木器厂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决议》？”

陈主任眉头一皱：“会议记录呢？”

“没有会议记录。”韩莲花坦然道，“那天雨下得太大，喇叭坏了，广播站的老刘拿个铁皮喇叭站在打谷场上喊了三遍，每人发了一张红纸条，上面印着‘同意’俩字，当场按了手印。手印收齐了，交到大队会计手里，会计怕雨水泡烂，连夜糊在旧报纸上晾干，结果老鼠啃了两角，剩下那半张，现在还在他家炕席底下压着。”

屋里有人吸了口气。

陈主任沉默片刻，问：“那红纸条呢？”

“烧了。”韩莲花答得干脆，“八零年腊月二十三，送灶王爷，会计媳妇儿嫌它晦气，说红纸条沾了泥水又让老鼠舔过，不吉利，一把火全烧了。”

“……没有其他佐证？”

“有。”韩莲花侧身，朝门口扬了扬下巴，“我二舅韩来威，当时就在打谷场东头蹲着抽旱烟，亲眼看见二百三十八个社员挨个按手印。他烟袋锅里的火星子，还烫穿了两张红纸条。”

众人齐刷刷扭头。

门外没人。

只有风卷着几片枯叶打转。

韩莲花也不意外，只轻轻拍了拍裤腿上的灰：“他不敢来。他怕你们问他，为啥他按完手印，转头就把自家三间土坯房抵押给信用社，贷了八百块钱，全投进了厂子——结果去年年底分红，他一分没拿，全还了利息。”

会议室彻底静了。

连翻书声都停了。

陈主任盯着韩莲花，足足十秒，忽然问：“韩厂长，你读过《民法通则》草案吗？”

“没读过全文，但第八十七条我背得下来。”韩莲花直视着他，“‘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，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，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，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；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，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。’”

她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在座每一个人：“所以，如果厂子真是‘集体所有’，那二百三十八个按过手印的人，就是二百三十八个股东。他们有权分利润，也有权担风险。去年厂子赔了两万七，是我垫的。今年赚了九万三，我一分没多拿——工资照发，分红照分，连我亲弟弟韩来虎，也只比我多拿二十块钱技术津贴。”

她站起来，从怀里掏出个蓝布包，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沓存折。

“这是厂子公账，从八零年一月到八一年十月，每一笔进出，都有银行盖章。这是社员分红明细表，二百三十八户，户户签字画押。这是去年冬天修村东石桥的发票，厂子掏了三千六，大队只出了水泥。这是上个月给小学捐课桌的收据，三十二张，全实木，每张背面刻着学生名字。”

她把存折往前一推，指尖在最上面一本上点了点：“您要是信不过我，可以查。但请您查完之后告诉我——一个把全村孩子课桌都换成实木的‘假集体’，跟一个连桥面裂缝都要拖三年才补的‘真集体’，哪个更该被查？”

没人接话。

陈主任没动那摞存折，只缓缓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擦了擦镜片。

窗外，烘干棚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哨音——那是厂里规定的紧急集合信号。

紧接着是杂沓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越来越密，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，砸在泥地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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